普里契特是英国文人，或者你愿意的话，可以说是英国末代文人。并非我在这里咬字眼，他在《一介文士》的自序中夫子自道：“文人传统，在英美可说是渊源有自，甚至风光一时。可惜，如果我算是所谓文人，那我也是和同侪一样生在这一传统的末路上。我们没有细心的听众，我们登不上讲堂。虽然我们从学者那里受惠良多，自己却很少有成为经院中人的。我们赚面包黄油，全得靠为那些苟延残喘的杂志赶稿。”我觉得这不是凄凉自命，倒像心有所归，安生乐命。
的确，普里契特并非“牛桥”出身，做过推销员和店里伙计，一次大战时还当过兵，他的渊深学问、了得文笔完全是凭经年苦读钻研得来的，难怪他的回忆录名字也叫《夜半书灯》。我们以前知道他多半是因为他的短篇小说，像《唯善是美》、《圣人》都是我们读熟了的，1990年他的短篇全集出版，《时代周刊》更选作当年十佳图书之一。不过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他的随笔文论。我近来殚读他的《随笔全编》，说是随笔，其实都是作家短论、作品短评，全书1300多页，页页是学问。普里契特的文章刻意求工，恨不得一步一叹，反正是绝无冷场。他下笔有“五岳归来不看山”的那种气魄，一点一顿都是精彩的。西里尔·康诺利是他同辈文人，也是才气逼人的一个，你看普里契特刀削斧斫，毫不留情：“对于他那一代多愁善感的道德家和各式各样的饶舌者来说，康诺利真是一个宝贝，但最拿他当宝贝看待的，莫过于他自己。他有着多重自我，扮演着不同角色。我常觉得人到中年时的康诺利像是婴儿车中的娇贵宝宝，他瞧见什么就贪心地伸出小手，越远的他越想要。要是拿到了手，乐不上半会儿就扔在一边，哭着喊着让人再给他拿回来。逗我们开心时他可以兴高采烈，独自一人就垂头丧气了。”在这里，普里契特自觉地画上一道线，跟康诺利判然两边。康诺利好像是老式文人的余响：用才使气，喜怒无常，满肚子的块垒。普里契特要开明得多，拉什迪的《午夜孩童》都得到过他的喝彩。他放一双冷眼在世界上，什么都要看出自己的见解来，老实说，我觉得这才是文人的真风度。
普里契特的文笔不像兰姆，也不像罗素。兰姆在今天看来也太多愁善感了，时代的车轮快得很，没人肯听你拉家常。罗素的文章又太流利，一清到底，经不起回味。说是不像，其实也还是那个传统一脉相承下来的，只不过将那些不合时宜的作风汰净了，要说是文人，也该是新文人了罢。上个月在英国订了一本约翰·格罗斯写的《文人兴衰》，还没有寄到，等得我心焦。只看那书名就够凄凉的了。普里契特是世纪的同龄人，每思及此，我都会担心，这样的文人恐怕再也没有了。
